◎本刊记者 杨景标

　　GDP，一个互联网上检索次数以亿计算的话题,一个令政府首脑和国民难以入眠的话题，一个让“两会”委员和代表们老生常谈的话题。
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用很大篇幅阐述了国家对GDP发展战略的构想和目标。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一个全新的大部制框架下，中国GDP的结构及增长不再克隆旧的模式。

　　如今“两会”已经曲终人散，“大部制”的上层建筑也“减砖减瓦”地进入了“施工阶段”。不论这个阶段会出现什么新情况，有一点是既定的，那就是新一轮的政府机构改革必将给GDP带来结构上质的转变，以“GDP为政绩考核标准”的指挥棒，将会出现新的指向。

　　爬得高却站在火山口上

　　“经济运行中一些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！”3月5日，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当天，温家宝总理表情严肃，语气沉重地说。

　　截至2007年，我国GDP已连续5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%。诚然，这种始终保持高位增长的态势不能不让我们惊喜，但由此引发的经济发展过快过热的现象，也不得不令我们担忧。尤其是现今不断膨胀的价格压力，更让我们如芒在背。

　　造成这种失意局面的原因，我国专家学者多有论述，但归根结底恐怕还要问咎于我国特有的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模式。在“GDP标准”这根大棒的挥舞下，地方政府不遗余力，甚至不惜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浪费为代价，而在他们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，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不可抚慰的硬伤。目前我国经济所面临的种种困扰，不能不说就是这些硬伤长期积重的表现。

　　“用GDP标准考核政绩是中国经济失衡、通货膨胀的主因！”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前不久在中国日报5强联盟年会上这样评价，并称：“以GDP为纲的理念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一大危机！”

　　对于“GDP考核”凸显的弊端，我们早有清醒的认识。温总理在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就详细阐述了五年来我们的不懈努力：治理环境污染、减少能耗浪费、采取紧缩政策，等等。不可谓不用心，但很多人仍质疑其成效：“顾头脸却不能兼全身，而且从长期来看，不改变唯GDP的政绩考核现状，经济发展会进一步失衡，甚至会跻身崩溃的边缘。”

　　“我们爬得很高，却爬到了火山口上！”

　　绿色GDP中看不中用

　　“脱离与GDP挂钩的政绩考核标准是当务之急！”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，很多人都这样大声建言。可事情不会只“脱离”这么简单吧？如果真“一撒手”就能解决问题，相信政府一直以来也不会无动于衷了。

　　问题的关键在于，放弃了GDP标准后，我们拿什么标准来替代它。如果没有标准，地方官员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，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就会骤然减弱。没有还不如有，这恐怕是目前我国政府很无奈的一种心态。

　　实际上，我们“寻医问药”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歇，早在2004年，我国就引进了“绿色GDP”的概念，并先后在多个城市做了试点。绿色GDP能更好地体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状态，看起来用做政绩考核再合适不过了，很多专家学者对其呼声也很高。谁知绿色GDP只是看上去很美，几年过去了，我国政府也没能把它“扶正”。原因有二：一是阻力大很难执行；二是找不到统一的核算方法。

　　绿色GDP要与环境和资源等变量挂钩，这无异于在揭伤疤，所以很难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同。作为绿色核算组成员的北大教授雷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直言不讳：“有些省份的GDP增长是以高能耗高污染为代价的，其环境治理成本最高可达10%，如果扣除这方面成本，其GDP的实际增长很可能就是零甚至是负值。”

　　“就说污染吧，一条河的污染应算在谁的头上？我国各地的资源情况都不一样，我们又该怎样来计算呢？”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一次论坛上曾这样当众发问。李德水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，迄今为止，世界上确实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，也没有哪个国家以政府的身份公布过绿色GDP结果。

　　GDP标准弊端突出，绿色GDP标准又行不通，我们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　　“大部制”是剂良方

　　就在我们走进“死胡同”而困惑不已时，“大部制”的现身忽然让我们眼前一亮。让我们不得不换个思路去思考：先前我们只把目光专注于“政绩考核”本身，是多么狭隘的一种表现。

　　无论GDP还是绿色GDP标准，只不过都是外在的诱导，毛病的根儿还在于行政体制上的弊端。地方政府占有着较多可支配的资源，手头有着较大可滥用的权力，于是才有了可以疯狂追求GDP的雄厚资本和便利条件。说到底还是我国政府机构的搭配不够科学，行政权力的分配不够合理。与其放弃GDP，还不如来一次彻底合理的行政体制改革，这才是从根本上消除“政绩考核弊端”的一剂猛药。

　　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已启动的“大部制”改革无疑让我们喜悦，也让我们在尽遭非议和诟病的GDP政绩考核身上，又看到了转机。

　　从《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》和《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》的内容看，与前5次改革不同，此次以大部门建制为核心的新一轮机构改革，不仅着眼于“精简机构，提高效率”，更注重对决策权、执行权、监督权的厘定，做到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”，从而把政府的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、市场监管、社会管理、公共服务上来，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。

　　权力交叉，政出多门，而权责不明又问责无门，这种尴尬局面在我国一直都很突出。10多个部门联合下文、联合行动，轰轰烈烈，但最后往往互相推诿，谁都不负责是常事，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行政成本高，效率低下。据了解，仅2006年，我国财政的行政管理费就占GDP的3.59%，已超过了国际水平。这种状况随着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深入将会改变，而权力厘定了，以往一直困扰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，产品质量监督，以及法制社会的推进等难题也就好解决了。

　　日前，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正紧锣密鼓地进行，在撤销了交通部、信息产业部、国防科工委、建设部、人事部和劳动保障部的基础上，新组建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环境保护部。此次调整变动共涉及15个机构，如药监局划归卫生部、国家烟草专卖局划归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民用航空局和国家邮政局划归交通运输部等。调整后的正部级机构减少了4个，部委数量变成了27个。相信今后，这种从上至下的机构改革会进一步深入展开。

　　“大部制改革如进行得彻底，必将改变以往盲目追求GDP总量的做法，行政成本在GDP所占的比例会大大降低，而在资源和环保上的浪费也会相对压缩，这样一来，我国的GDP结构必将发生良性改变，变得更真实也更合理了！”一位专家面对“大部制”改革，不无喜悦地断言。显然，随着“大部制”改革的启动，很多人也已意识到了，体制改革才是解决一切难题之本这一事实。

　　毋庸置疑，新一轮改革后，GDP结构良性转变，其反作用力大大降低，而正面效应将大大提升，虽还不能等同于绿色GDP，但显然很接近了。 GDP变了，GDP的政绩考核标准当然也会变，是否就适合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需要了呢？我们不妨摒弃前嫌，在“大部制”改革的前提下，用新眼光来重新审视一下。

　　是否可以继续沿用GDP考核的老标准？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话题。

　　“GNP+SCC”值得参考

　　当然，我们再次关注GDP的政绩考核标准，不只是为了简单验证它在大部制改革后的可行性，我们应该精益求精，毕竟大部制改革使这个问题变得容易操作起来。从实际出发，着眼未来，创造完美，永远是我们追求的真谛。

　　是不是有比GDP更好的政绩考核标准呢？或者用单一的GDP标准来考核政绩还不够呢？

　　我们的“大部制”改革就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，借鉴了一些国外的成功经验，我们的政绩考核也不妨取取经。比如美英等国，会把官员在实际工作中的态度和行为作为考核重点，其考核指标也非常丰富，包括了政府的投入与产出、社会治安、政府服务满意度、环保、文化、人口、失业率等多方面。

　　最近有学者又提出“GNP+SCC指标”，即经济增量加社会资产存量的全新政绩考核体系，指出，以“GNP+SCC指标”替代“GDP指标”有利于引导地方政府公务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。此观点一出一时间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，如果可操作，搞个试点尝试一下也无妨。或者，如果可行，采用“GDP”和“GNP+SCC”的双重标准也未尝不可。

　　总之，“大部制”改革从根儿上解决了“本”的问题，那我们不妨就再接再厉，承行政体制改革的又一季春风，多在“标”上想想办法，尽可能地做到标本兼治，以使我国的政绩考核体系更完善，更适应经济长远协调发展的需要。如果因和果良性循环，我国的全面建设必将进入一个大好的新时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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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第六轮机构改革后的国家部委名单

　　外交部、国防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教育部、科学技术部、水利部、农业部、商务部、文化部、卫生部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、中国人民银行、审计署、铁道部、监察部、民政部、司法部、财政部、公安部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、国家安全部、国土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环境保护部。

　　国务院前5次行政体制改革回眸

　　·1982年，国务院100个部门裁了39个；
    ·1988年，国务院组成部门、直属机构由原有的67个减为60个，国务院人员编制比原来减少9700多人；
    ·1993年，国务院组成部门、直属机构从原有的86个减少到59个，人员减少20%；
    ·1998年，国务院40个组成部门，保留29个；
    ·2003年，设立国务院国资委、银监会，组建商务部、国家药监局、安监总局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