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自1971年后全球国际储备的增速远远快于全球GDP的增速？为什么金融危机会从穷国传递到富国，从小国传染到世界上最大经济体？

　　首先，是“特里芬难题”和浮动汇率的制度基础提供了一种可能性。1971年黄金—美元本位制解体，但世界贸易的不断增长，仍需要以美元为主要国际结算货币，这就容忍了美国政府可以经常保持一定幅度内的经常项目赤字，加上浮动汇率制度，美国政府就可以不断利用美元的升值与贬值手段，在解决国内经济矛盾，扩大贸易赤字的过程中，连续不断地向世界提供过多的美元。

　　其次，在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后，经济后来之上的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，基于货币错配和其他金融脆弱性的多方面原因，从自身和他国金融危机的教训中认识到，拥有一定国际储备的重要性。因此迫不得已，不断地增持国际储备。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，一些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，一些石油输出国家，更是有条件以比较快的速度增持了大量的国际储备。

　　最后，从中国看，发端于1972年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第一次中美首脑政治握手，到80年代后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解禁融入世界经济。从世界范围看，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，原东欧、苏联和拉美一些国家也纷纷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，再加上IT新技术的出现，经济一体化、全球化浪潮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4年停止后，相隔一百年又一次掀起，全球生产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，使得全球经济发展能够充分享受“全球化红利”和“人口红利”，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周期。美国政府正是利用了“特里芬难题”和浮动汇率制度以及新一轮全球化下的经济上升周期机遇，通过手中的政策工具和金融衍生技术，在刺激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和部分推动全球经济高增长的同时，又一次向全球发行了大量美元。由此，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储备由2002年的2.57万亿增加到2007年底的6.49万亿。五年内快速增加了近一倍半。金融衍生合约由2002年的100多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516万亿美元，增加了5倍多。

　　但是，IT技术和金融衍生技术的爆炸式发展，某种意义上往往又会产生为虎作伥的作用。正是因为格林斯潘年代充分利用了被其称赞的“美国金融市场的弹性”，巧妙地运用了汇率、利率和金融新技术手段，在全世界大量发行美元，在迎合中国等新兴国家经济增长模式中结构扭曲的同时，过分放大了美国实体经济增长所不能长期支撑的虚拟经济规模，尽管短期内支持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持续上升，但最终不得不埋下了影响今天全球经济稳定的次贷危机种子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。